日斗-优配世界遗产西夏陵：揭开尘封的王朝印记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狂暴的水流由西向东击中坚固的鄂尔多斯地块,却如同撞上一堵坚不可摧的铁壁，无奈下只得臣服于贺兰山构造带边缘的断裂，沿着断层带劈山造峡，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河道。

这是黄河”几“字弯中起手的一“丿”，奔涌的河水贴着绵延起伏的山脉滔滔向北，滋润着黄色的大地。而默默耸立的贺兰山不仅与黄河一起围住了窄窄的银川平原,更挡住了自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把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留在它头顶的黄沙之中。在贺兰山的这一侧，来自太平洋的最后一缕季风被它拥入怀中，潮湿的水汽在这里失去了全部的气力和手段，化作空气中的甘霖细雨。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分界，匈奴、鲜卑、吐谷浑......一个个剽悍的民族从这里起，向农耕帝国发起冲击。而帝国则以屯田和渠灌作为回应——秦统一六国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贺兰山下屯田修渠，引黄河之水灌溉膏腴。此后西汉修光禄渠、御史渠；东汉修汉延渠；北魏修艾山渠；唐代开唐徕渠、特进渠......千年来无数先民挥汗如雨，以锹镐为剑，以土石为敌，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人工水道。这些水道如经络般不断延伸，灌田百万，让昔日荒芜的边塞最终成为唐人口中“贺兰山下果园成”的塞上江南。

这里曾经是大唐的骄傲，狂野的突厥骑兵被盛唐的军阵拦阻于贺兰山下。“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的诗句是英雄们的注脚。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吐蕃对陇右的侵吞，这里甚至一度成为大唐西北防线的核心。可当大唐的最后一抹荣光也从地平线上消散，中原大地陷入五代乱世的漫漫长夜后，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却在贺兰山脚下悄然而生：是否有人能抓住这帝国最后的遗产，在这片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上留下新的故事呢?

贞观之后，在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中被迫内迁的党项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他们趁着五代诸朝纷争动乱无暇西顾之际,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护张，时而阴结叛臣，竟然由初唐时的内附部落摇身变为堂堂定难军节度使，最终在北宋时建立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而贺兰山脚下矗立的九座西夏王陵，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贺兰山下的王陵

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蒙古铁骑踏平西夏为止，西夏政权绵延189年日斗-优配，共历10帝，分别是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以及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

丧葬乃是大事，王陵的选址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如何为王陵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典籍的缺失，西夏为王陵选址的过程已不可考，但从结果来看，选址是相当成功的：宁夏地震多发，当年西夏末主被迫降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导致房倒屋塌、死伤无数。1920年，在距离银川只有200千米的海原所爆发的海原地震更被视为“环球大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附近的湖泊甚至因地震而迁移了几干米。但矗立在贺兰山东麓的9座西夏陵陵塔历经天灾人祸，外加被风吹雨淋了近干年，陵塔的主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堪称奇迹。

如此”奇迹”，实则要归功于风水堪舆之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风水之说大多是杂糅了阴阳五行和种种方术的无稽之谈，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风水堪舆之术中却也包含了许多经验之谈乃至地理勘探的手段。比如历代王朝为王陵选址定穴的”玄妙手段，若是换一种思路来看却是相当科学的：选陵就近——太远则祭拜不便；成势于山——如此则基础稳固；择高建陵——如此既能彰显皇家威严，又可避开水患。虽然党项人乃游牧出身，对丧葬之事不如中原重视，但好在党项人从初唐开始便已经内附，多年下来上层人士对中原的先进理念颇为认同。因此风水之术与历朝王陵选址理念便成为西夏陵选址的“理论基础”。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位于今日的银川市兴庆区老城，银川市附近西南略高,东北稍低而由兴庆区老城西去约七十里的贺兰山东麓，正是西夏陵所在，整个陵区海拔约在1130到1200米之间，较之于银川市1010到1150米的海拔高度超出了整整一截。因此“就近”与“择高”两个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成。更妙的是西夏人奉贺兰山为“神山”“圣山”，王陵背倚贺兰，将先祖安葬于都城与神山之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充满了由人而神的象征意味。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高坡陡，山洪暴发时水流往往携带山体碎屑滚滚而下，无数年寒来暑往，在山麓前形成了洪积扇前倾斜平原，这方土地表层为细碎沙，深处则是砾石与粗砂交错堆积，结构紧密、承载力强，排水条件好，简直是挖掘陵墓的绝佳基质。美中不足的是陵区跨越数条沟谷，偶有洪水之虞，但这点隐患与其他优势相比，却也算不得什么了。

远超想象的破坏日斗-优配

可惜的是，曾经选址的先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西夏陵还是遭遇了远超常人想象的破坏。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坠马受伤，大家都认为最好暂时退兵，养伤之后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思索再三，觉得自己若此时退兵，难免被西夏人耻笑，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西夏君臣态度。结果不试探还好，这一试探彻底出了事：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口出狂言，表示都说你蒙古人“夙以善战名”，我现在就在贺兰山下驻营，“汝与我战，胜则取之”。当然，若是你蒙古人不敢硬碰硬，只想来打家劫舍，那也无妨，“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算了，偏偏这位阿沙敢不乃是西夏与蒙古交恶的导火索之一：昔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命西夏出兵相助时正是这位讥讽成吉思汗“度力不足，何以为汗”。这下梅开二度，成吉思汗完全破防，咬牙切齿发誓“虽死，必往证其言”。《蒙古秘史》称他下诏要求将士们“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却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前夜。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导致西夏末主投降后惨遭杀戮，连带着整个西夏境内都遭遇了一场浩劫。虽说在察罕的劝解下蒙古人并未在中兴府进行屠城，但大规模的破坏却避无可避。西夏陵自然难逃一劫：以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好的三号陵来说，其陵园月城入门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全都被人为打碎，墓室上方则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坑——估计蒙古人为了泄愤，将西夏先王们的尸首全都给刨了出来。

这般惨状几乎在每座陵上都重现了一遍，蒙古人将自己的怒火尽数倾泻到陵墓身上，因此陵区内的地表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瓦砾。幸运的是，西夏自李元昊起大多笃信佛教，所以在墓穴后面另起陵塔，陵塔以夯土为主体结构，层层收敛，矮则十几米，高则二十余米，底座周长动辄上百米。纵然是蒙古铁骑强悍无比，面对这样一个实心土疙瘩也无从下手。西夏陵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醒目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惨烈的破坏使得贺兰山脚下这片富饶之地化作炼狱，但更加致命的是战争让党项人流散四方，忘掉了先人的荣光。等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受封宁夏，当地人已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当朱栴来到贺兰山下，为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所震撼时，当地人却告诉他这里乃是“西山昊王”之坟。昊王死后为防盗墓，连续出殡了整整一年，最后留下真坟一座，假坟三百六十座。而朱栴则从“昊王”的名字中察觉到一丝异样，最终他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显然，到明初时西夏陵中有价值的陪葬品早已被蒙古大军和随后而来的盗墓者们搜刮一空了，剩下的不过是断瓦残垣与夯土构筑成的陵塔和土墙。此后几百年间，陆续有人至此挖土取砖，将王陵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彻底榨干，渐渐地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帝陵。除高达十几甚至二十几米的夯土陵塔还能露出地表外，陵园边界都已模糊不清。

确认西夏陵

直到1971年冬，考古学者在这衰败的遗址附近发现了西夏文残碑块，才将这片陵区确认为西夏陵。

确定这里就是西夏陵遗址后，考古队马上对六号陵进行发掘。之所以选中六号陵，是因为陵前地表看上去颇为平整，似乎没有遭遇大规模盗挖。结果因为墓道堆土数量庞大，大家断断续续发掘了两年才算摸清六号陵的地下状况：原来这里并非侥幸逃过一劫，其甬道与地宫上部早已被盗坑破坏。只是因为有人给盗坑做了回填，再加上数百年风吹沙堆，所以外表地面看上去才会比较平整。以正常考古流程来说，理应将盗坑上的回填彻底挖开，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最终大家只得在地下搭棚支架，勉强发掘了甬道、地宫和部分地面遗迹。而地下所发现的东西则尤为触目惊心：厚约20厘米的石板被暴力击碎，甬道中散落着人骨和破碎的陪葬品——考虑到蒙古士兵不太可能自己砍下肢体的一部分丢到甬道之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将墓主从棺材里面“请”了出来。

而30多年以后，为贯彻《西夏陵保护总体规划》，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再次趁着对六号陵加固保护的机会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尤其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当种种迹象拼接到一起后，大家赫然发现这陵可能是李元昊父亲、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于是一个西夏陵次序排列横空出世了：以李元昊的三号陵为中心，与其呈三角之势的四号陵、六号陵乃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生前并未称帝，因此四号陵与六号陵附近的陪葬墓较之于其他诸陵格外稀少；最南边的一号陵与二号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两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祐的庄陵；五号陵出土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跟能惠宗扯上关系，因此推测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七号陵有碑文佐证，早已被定为仁宗李仁孝的寿陵；而八号陵与九号陵则被推测为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只是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这样的次序依然有待进一步考据验证。